2026年1月底，B站的一个直播间热闹非凡，93万人涌入其中，观众的目光并不在明星身上，而是聚焦于一位身着旧毛衣的男子。他的桌子上，几颗黑乎乎的冻梨显得格外醒目。这个人名叫曹丰泽，32岁，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，现居黑龙江一个普通的地级市。他放弃了在北京的高薪职位以及公务员的职业选择，转而依靠海外远程设计的项目来维持生计。目前，他接下了三项业务，赚到的钱足以支付房租、购买日常食材以及给母亲买药，此外，他还能攒下一些存款。

曹丰泽在2023年回到老家，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。在北京工作三年，每月税后工资高达两万五，但六千八的房租和两小时的通勤时间，令他备感疲惫，加上外卖起价四十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忍受高消费。周末出门的犹豫更是因为动辄三百块的花费。而如今，归乡后，他依旧从事远程工作，收入几乎未变，然而房租却仅需一千五，十块钱便能在菜市场买到三斤排骨，不用再挤地铁。他称这种方式为“地理套利”，也就是说在人民币贬值的地区，通过美元工资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。

到2024年底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减少了2.6万，这一数据看似不多，但年龄在20至34岁之间的年轻人出走速度却极为惊人。他们并不是不想拼搏，而是感到难以维持。在过去，买房被视作成年的必经之路，然而那些咬牙坚持的人发现房价停滞，月供仍在不断加压，老旧小区的问题令人无奈，地铁的拥挤让人窒息，孩子上学则需费尽周折，更别提排队挂号的漫长等待。这些都被视为隐形成本，许多年轻人发现，去掉通勤、心理压力和健康风险后，在北京的真实时薪可能还不如在县城送外卖的收入。 熊猫体育

令人感到讽刺的是，曾有人劝他们不要死磕北京，而如今这些人反而得以轻松生活。没有房贷，没有被卷入那套复杂的规则中，如今面对房价下跌的局势，他们并未遭遇亏损。随着房租的上涨，他们也无需入住学区房，孩子在县城的重点学校同样过得很好。这种局面并非偶然，而是那些未曾参与竞争的人在这场游戏的清算中安然无恙。

小城镇本身并未变得更好，人口的减少自然导致了问题的淡化。在黑龙江的一个村庄，户籍只余下四十多个家庭，村干部透露再无人闹事，连信访办都关了门。曾经去三甲医院挂号需要排上六个小时的队，如今只需通过手机预约当天即可。窓口办事人员的态度变得温和，并非是因人们的觉悟提升，而是来办事的人变得寥寥无几，竞争的消失使得资源变得宽松，权力也因此显得轻盈。

技术早已为远程办公提供了支持，然而在疫情之前，人们还未意识到这一点。疫情的到来让大家明白，京沪房价不会永远只涨不跌，户口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，而大企业也并非铁饭碗。技术这一工具早已摆在面前，令人感到振奋的是，许多人终于尝试了新方式，并发现自己可以更自在地生存下去。 熊猫体育

然而，这条路并非人人可走，想要在小城镇稳定生活，必需要有装进电脑里的才能，比如编程、设计、翻译或提供咨询服务。那些送快递、开餐馆、在工厂工作的普通人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，所谓的小城回流实际上只是部分中产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，而并非底层的翻身。而在曹丰泽的朋友圈中，朋友们纷纷分享在大理咖啡馆的照片、清迈的租房信息，甚至在葡萄牙海边修改PPT的场景。他们并非逃避，而是在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之地。

最近，曹丰泽在《文化纵横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，回忆起同事为他播放的刘欢《从头再来》，他虽听后轻笑，但意识到这首歌原本是写给下岗工人的。当下的年轻人或许难以理解这种情怀，但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这首歌引起了他的共鸣，那是2010年发布的歌，正值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。此刻，正值下行期，有人受到摔打，也有人趁机停下喘息。

如今的他每天早晨八点起床，陪母亲在小区里散步，冻梨在阳光下变得柔软，咬下一口，甜中带涩，仿佛映射出过去十年的生活。手机响起，又一个新订单到来，客户在德国，时差早已过去。他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回了“好的”，随手将梨核扔进厨房的垃圾桶，生活依然继续。 熊猫体育